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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的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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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末。 喜欢看书看电影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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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被忽视的“启蒙者”(下)  

2009-03-17 11:29:24|  分类: 品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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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插柳的“童话”

说起来,在翻译“茶花女”之前,假如有人预言林纾后来会翻译出一百多部外文书,他肯定是要大摇其头直斥荒唐的,甚至在“茶花女”风靡神州之后,若有人恭维他的译文,他也是要生气的,因为在他看来,翻译小说只是写着玩玩的,不算什么正经文章,可他不会知道,这“不正经”的文章会产生何其深远的影响。

人到中年之后,因生活中最亲的两个亲人相继见背,林纾一直孤寂寡欢,只有偶尔与朋友相聚时才能略解胸中郁闷。有一次,跟朋友魏瀚、王寿昌的相聚中,林纾听他们谈起了小仲马,听着茶花女跌宕起伏的命运,林纾多少有些心有戚戚。王寿昌见林纾喜欢,忽发奇想,自己懂外文而林纾擅文章,何不两人合作,由自己口述、而林纾以笔调典雅的古文译出,既为林纾破闷、又可让国人得见西洋故事?魏瀚也为此主意击节叫好,还以可买舟请林纾游览闽江滨海大川相诱,林纾盛情难却之下提笔。于是,一个口述,一个挥毫,所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就这样,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部长篇译著,以一个奇特的方式诞生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诞生后有多“红”呢?有一个多少有些香艳的故事可资参考。

据说,其时,北京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红灯区”,有一名妓,叫做谢蝶仙,看完书后扎扎实实地被感动了。她想,林纾的文笔如此缠绵悱恻,如果能得到他的轻怜蜜爱,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

就在谢蝶仙跃跃欲试、苦无管道可通的时候,中年丧妻的林纾也常常窝在自己家里唉声叹气。其妻生前贴身的侍婢,后来嫁给一个木匠师傅,但还经常有事没事地回来走走,见林纾颓唐就屡屡劝他,不妨找些乐子以调剂凄怆的心情。林纾依言便也多少出入了几次灯红酒绿的地方,但他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在妓院中也仅耳听、眼看而已,还自己写诗表明心迹,道是,“背人小绾髻丫叉,隔着床帏六幅纱;隐隐衣裳秦云气,水晶帘外望梨花。”

那侍婢把老主人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的木匠丈夫聊作一笑。恰巧这位木匠老兄其实正在给谢蝶仙所在的妓院修理门窗,休息之余跟谢蝶仙闲谈,谢蝶仙就知道了他跟林纾的关系,大是殷勤: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烟,收工时还格外多给了些工钱,又用湖色绸帕包了一个小食盒,拜托木匠务必把食盒送给林纾。

林纾收到食盒打开后,只见重重棉纸锦笺,包裹着四只特大的柿饼,每只均被咬过一口,齿痕历历,犹带脂香。木匠对林纾说:“蝶仙姑娘寄语先生,她仰慕您的才华,已非一日,听说鲲弦待续,意欲委身相侍,先送几个柿饼表示一下意思,她请您屈驾前往一会,也好当面倾诉衷肠。”可林纾觉得,自己已近花甲而谢蝶仙尚在妙龄,一个日薄西山,一个旭日东升,大大不妥,便对木匠说:“果真如此,盛情着实使人感动不已。不过,红粉固然情多,怎奈青衫命薄,美人之贻,我是无福消受的。”把四个柿饼重新包好,退了回去。

此后,谢蝶仙又特地托人给林纾送过时鲜鲥鱼。林纾正好有友人在座,怂恿他煎了下酒。酒阑客去空斋凄清,本是最易动情十分,可我们的林老夫子经过一夜左思右想,晨鸡报晓后仍然觉得,“鲥鱼多刺,不好招惹,一缕情丝也许会成为自缚之茧。风尘之中不乏侠女,若为良妇并非易事!”林纾三番五次的拒绝,让谢蝶仙难免口出怨言说,“林琴南诗文小说,无不情意缠绵,轮到他本人有所施展时,何以如此不具水准?”这话很快传到林纾耳中,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已老迈,早已看谈儿女私情,哪还有依红偎翠的念头!”并写了一首诗送给谢蝶仙:“不留夙孽累儿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

后来,谢蝶仙一气之下答应了一位茶商的婚约,远走岭南。却因为不适应岭南的湿势气候,加上茶商不懂得怜香惜玉,不久即恹恹成病,魂断南天。

除了谢蝶仙之外,多才多艺、下笔缠绵的林纾,一生还有过不少艳遇,且多是主动送上门的,但林纾却始终能作怀不乱,没在现实生活中演绎中国式的茶花女故事,多少也算是奇事一件。林纾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美人是玉,所以必须好生爱惜,必须为其终生考虑,如果强取美人为伴,等于抱玉殉葬,“必令其摧挫无欢,坐待孀独”,不过“图淫”而已。这番理论,怕是足以令今时今日很多已婚却多情男汗颜的那。

 

沾满灰尘的“文坛公案”

不单是法国人不理解“茶花女”在中国的流行,很多后来的中国人对这件事情也缺乏足够的思量。一百多年后,作家、叶圣陶的孙子叶兆言,就在谈起此事时说,当时正赶上戊戌变法失败,人心沮丧,改良的路行不通,所以大家只好将就着胡乱看小说。“茶花女”在中国本土的风行,不过是生逢其时。他还说,那时候很多人看“茶花女”,不过就是喜欢其中洋人的离奇故事,而林纾自视甚高的典雅“古文”,不过是一种看了就扔的包装盒,他的思想是陈旧的,甚至很迂腐。

说林纾“陈旧”、“迂腐”,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场文坛“公案”造成的,即林纾跟被后来的历史钦定为代表“先进思想”的胡适等人的那场著名论战。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在1919年的2、3月间,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曾是林纾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林纾在这两篇作品中,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了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大哗,一时群情激愤,张厚载距毕业仅有数月,但众怒难犯,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而林纾,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也就此成了一个“封建卫道士”的滑稽形象、“历史的绊脚石”。

如今,世人皆以为林纾借小说的荒唐情节一泄心头之忿的举动显得恶毒,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事出有因。其实,事情的源起在于,此前,钱玄同和刘半农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唱了一出双簧。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派的口气,在《新青年》发表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文中故意推崇林纾的古文,攻击新文化运动;同时,刘半农以记者的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书》,文中斥林纾的古文不通,为“桐城谬种”。

林纾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固然有失斯文,但新文化阵营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在更近乎谩骂。此外,胡适等人还说“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对于一生将文言文奉若圭臬的林纾来说,这种评价无异于野蛮。

 

实际上,仔细看看、想想林纾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不难发现,这家伙其实是一位相当有意味的人。他崇尚程、朱理学,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却又敢于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他也并不反对白话,自己还写过一些白话诗,感情上固然留恋古文,但也不排斥新文化,他曾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断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吃饭之地。”

他和新文化派的分歧,其实在于,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最想不通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斩尽杀绝的姿态,“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中国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林纾的晚年非常寂寞,他的翻译小说虽然倾倒了无数读者,可他平生引以为自豪的桐城风骨“古文”,在文坛的声誉却已一落千丈,他最得意的文章义法,更是已无人愿意提及,至于他自己,更是被视为一个“过气”人物,常常只能以笑柄的面目出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不过,一百多年过去之后,白话文固然已经绝对“一统江湖”,诡异的是,风行百年之余,白话文却几乎没有一篇作品能真正为人所记住乃至反复背诵,有“话”而无“文”,而文言文非但没死,很多人还能在记忆中反复颂读,甚至为数不少以写白话文章谋生的人都公开表示,几乎不看任何白话文字,至今仍沉醉在诗、词、歌、赋中不能自拔。林纾与新文化派的孰是孰非,又怎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历史就是如此无情,而真相又有谁真的关心那。

 

千年传统的风雨飘摇

只是,林纾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导致他被钉到了“耻辱柱”上的新文化运动,其实他恰恰是始作俑者。

在林纾翻译《茶花女》之前,其实中国的许多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感受到了空前的心灵震撼。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割地求和,引起了很多人在思想上的转变,像谭嗣同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一个具有顽固保守思想的士大夫一跃而变为宣扬平等自由的思想家的。但是,很多人们在理智上认识、接受、容纳和许可的东西,在情感和心态上却常常被“禁止入内”,因为这方面传统的力量毕竟更有影响,支配和控制得也更为长久。

那个时候,繁荣的文艺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从《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到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点石斋”版画,展现出种种世俗风习的“画面”,但是,在心态、情感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新东西。他们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生理想,来作为基础进入情感和形象思维,而旧的作为千年传统的儒家道家等等又已经失去了光辉,因此,尽管这些文艺创作揭露、谴责、嘲骂,却并不能给人以新的情感和动力,直到林纾和他的中国式“茶花女”的出现。

 

林纾之所以翻译《茶花女》,固然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其实也并非没有内在的轨迹可循。他曾经在一首叫做《新乐府·知名士(叹经生、诗人之无益于国也)》的诗里写道,“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既汗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疼。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做梦。……即有诗人学痛哭,其诗寒乞难为读……”可见,这位千年传统滋养下的典型中国文人,当时已经很不满意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经生”、“诗人”文化心理结构,要求突破乾嘉朴学、同光诗体,从而才翻译引进了新的生活图景、人生观念、情绪感受的。

事实上,他的翻译小说也真的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他翻译的小说开始的。新文学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莫不受到它的影响。周作人就曾写道,“对于鲁迅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本书,……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钱钟书也“透露”说,他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

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的确立,是在晚清的最后一个时期才实现的。这其中,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纾翻译的小说恰恰成为对梁氏言论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仅靠梁启超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很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连跟林纾“论战”的新文化派大师们,后来也不免要承认,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

更重要的是,林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晚清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正如李泽厚所说,“茶花女”的风行,不止在于异邦图景和故事的开人眼界,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思想情感方式”的输入。至于这种新的“思想情感方式”后来如何具体地被输入,又是如何跟中国传统地文化心理结构相碰撞相融合,那又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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