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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的惊鸿一瞥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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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末。 喜欢看书看电影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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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那个色艺双绝的花和尚(上)  

2009-03-23 00:27:45|  分类: 品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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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茶花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不久,一个出身高贵、放荡不羁的英伦青年诗人也不远万里、前脚跟后脚地“来”到了中国。

“茶花女”还只是因跌宕起伏的命运引人唏嘘而已,青年诗人可要牛气多了,几乎就是后来整整一代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其在那个年代的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较之如今韩寒、郭敬明在他们各自的“粉丝”心目中的地位,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青年诗人的名字叫做,拜伦。拜伦何许人也?维基百科的介绍是这样的:英国诗人、作家,引领风骚的浪漫主义文学泰斗,世袭男爵,人称“拜伦勋爵”;他热爱自由,除了支持英国的民主改革外,十分同情希腊的独立运动,1823年他号召一支义勇军,前往希腊支援作战,不幸于1824年因瘧疾死于希腊。罗素则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奇特地给拜伦写了一章,没讲出拜伦有多少哲学,只是指出,“在国外,他的情感方式和人生观经过了传播、发扬和变质,广泛流行,以至成为重大事件的因素”。罗素这里所说的“在国外”,指的是欧洲大陆,他心目中不会想到中国,更不会想到拜伦会以一个多少有些诡异的方式“去”往中国,成为一代中国青年顶礼讴歌的对象。

把拜伦“带”到中国来的,是一个跟拜伦的叛逆气质多少有些“臭味相投”的中日混血和尚。这个和尚全然不守任何清规戒律,除了不念佛,酒肉女色没一样不好的,但自幼即仪容出众,还天生惊才绝艳,精通英、法、日、梵诸多文字,还诗、画、小说皆能信手拈来,其才情、胆识乃至相貌,俱称一流,据说当时几无能出其右者。这个和尚就是,苏曼殊。

 

身世离奇的“野种”

苏曼殊,1884年10月9日在日本横滨出生,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后以“曼殊”名世,尊之者呼为“曼殊上人”。

一直到5岁之前,苏曼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那段时间的苏曼殊,想来应该是快乐的,因为其时他的父亲苏杰生39岁,在横滨英商万隆茶行任买办,正是年富力强、事业上又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母亲河合仙是日本神奈川县逗子樱山村人,虽然只是苏杰生的第四房老婆,但其另外几个老婆都远在广东香山,用不着勾心斗角,所以一家倒也其乐融融。可是,这种快乐的时光,到苏曼殊5岁时就结束了。

那一年,或许是出于要让儿子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缘故,也或者是出于想让这个混血儿子早日融入自己在中国那个“大家庭”的考虑,苏杰生决定把苏曼殊送到广东老家。尽管苏曼殊一百个不愿意,但拗不过父亲,只得告别母亲、离开了日本。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从此就只能在回忆中咂摸传说中那种叫做“母爱”的东西了。来到广东“大家庭”里之后,苏曼殊尽管也被仆人们称呼为“少爷”,但并没有人真的把这个从日本来的“外国人”当回事,尤其是苏杰生的几个妻妾,更是打心眼里不喜欢苏曼殊。小苏曼殊夜里被尿憋醒或者口渴想喝水,叫仆人时,常常连一个人都叫不应。

更糟糕的是,几年之后,苏曼殊8岁那年,苏杰生因为生意失败被迫返回老家,把河合仙一个人抛弃在了日本。此后不久,一个关于苏曼殊身世“秘密”的故事就开始在乡间口耳相传,越传越绘声绘色,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从前,在日本横滨镇,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女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丈夫要去京城考试,丈夫临要走的时候,对女人放心不下,害怕他走了以后,女人耐不住寂寞,干出风流事来。这话又不好明说,想来想去忽然有了主意,就到郊外弄块黄泥回来,晚上睡觉前让女人脱光衣服,用黄泥将那玩艺堵上,第二天他便放心大胆地上路了。没想到,这女人在镇上早有了相好,他前脚刚走,女人随后就抠掉黄泥,和相好恩爱上了。以前两人只是偷偷摸摸,初一、十五的幽会,如今两人便日夜厮守在一起。爱来爱去,一年的光景就过去了。这一天,路上一阵锣鼓响,丈夫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女人万没料到丈夫回来得这么突然,再一想那块黄泥,更觉得可怕,慌乱中她忙蹲下身子,从地上抓把黑土塞在那里。当晚,丈夫便检查她的身子,当看到黑土时,心里十分恼火,又看见黑土上一棵小小的苣荬菜时,更加愤怒,当即便做了一首诗:走时黄泥堵,回来黑土盖。一年没见面,长出棵苣荬菜。第二天便把女人休了。那女人被休了以后,就干起了皮肉生意。有一年,她接待了一个刚从战场回来的老兵,发现这个当兵的钱不少,就要嫁给人家,从良。老兵见她容貌还好,就要娶她。还没等娶呐,她便有了身孕,生了孩子。活该她倒霉,她还没满月呢,那老兵就死了。于是,她就带着这个野种,在横滨流浪。有一天,流浪到了苏氏茶庄,然后,这个野种就姓苏名戬了……”

这个所谓“秘密”当然只是捏造的,据说就是苏杰生的大老婆陈氏故意为之。但真正要命的是,苏曼殊的真实身世其实也比这个好不了多少:原来,苏曼殊其实并非河合仙所生,而是苏杰生与河合仙的妹妹河合叶子偷情所生的私生子,河合叶子生下苏曼殊之后三个月,就迫于家庭压力远嫁他人,而孩子则留给了姐姐。全家都知道这个秘密,只瞒着苏曼殊一人而已。知道真相后,苏曼殊大病了一场。直到很多年之后,苏曼殊对自己的这段身世都讳莫如深,即使是他的好朋友柳亚子、鲁迅等人,也只是略知大概。

 

当“野种”遭遇“愤青”

让苏曼殊更加心灰意冷的,还不是那个编造的“野种”故事,而是几年之后父亲决定带着一家人赴上海定居时,竟然因为疑心苏曼殊得了传染病而把他一个人丢在了广东老家的柴房里,任其自生自灭。那一年,苏曼殊11岁。病愈之后,苏曼殊即剃度出家做了和尚。关于他出家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贫,一说是因为愤,不管是哪种,其被人情冷酷折磨的程度都约略可以想见。不过,苏曼殊到底还是个孩子,不久之后他就因为躲在寺庙一角偷偷烤乳鸽吃而被逐出了山门。

后来,苏曼殊的表哥赴日本求学,苏曼殊得以随之重回横滨。翌年他随养母河合仙到母亲的家乡——日本逗子樱山村探望外公时,遭遇了人生的初恋。关于他的这段初恋,传说不一,最流行的版本是:其时,有一个姑娘跟他隔溪而住、卧室相对,因常彼此相望竟而撞出了爱的火花。姑娘有一只鸽子,专代他们传送情书和情诗,两人约会共游,浸润在初恋的甜蜜之中。在苏曼殊将返横滨的前夕,姑娘要他黄昏后驾舟赴约,他在大雨之夜等到天亮,却不见姑娘身影,后由鸽子传书,才知那夜姑娘行踪被家长发觉而不能践约。不料这封信被苏曼殊的叔叔发现,认为有伤风化而对曼殊严加惩戒,姑娘闻讯后,心知好事难成,蹈海殉情而亡。这对刚刚15岁的苏曼殊而言,无疑犹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之余,苏曼殊离开日本回到广州,再度出家。

但二度出家的苏曼殊却并没有真的就“看破红尘”,几年之后就耐不住寂寞又还俗跑到了上海,供职于《国民日日报》之余还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一度还想要刺杀坚持“保皇”的康有为,后遭到通缉,被迫逃亡,再返日本。就在那之后不久,苏曼殊读到了叛逆、忧郁的拜伦的诗作,当“野种”遭遇“愤青”,立刻“擦”出耀眼火花。

苏曼殊与拜伦的这次“相遇”,后来有好事者戏称之为“金风玉露一相逢”,这个说法暧昧是暧昧了点,不过倒也妥帖得很,因为苏曼殊对拜伦确实很有点一见倾心、相逢恨晚的意思。“相遇”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大致是在1908年。这一年,苏曼殊在英文版的《潮音自序》中,不吝把最好的溢美之词加到了拜伦身上:“他是一个热烈、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感情、热忱和坦率的措辞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奋斗的爱国志士。他的整个的生活、事业和著作,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间。”

同年,苏曼殊精编而成《文学因缘》一书,其中即收录了他所翻译的拜伦诗《星耶峰耶俱无生》和盛唐山民所译拜伦诗《留别雅典女郎》。1909年,他开始翻译“哀希腊”。据说,期间其对拜伦的痴迷,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曼殊)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他的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道是:“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恭,拱手与他人。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士,中心亦以恧。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这样的哭声,拜伦九泉之下如能听闻,怕是也要感慨他乡遇到了“故知”吧。

 

整个中国都“爱”拜伦

这一年,苏曼殊还接连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诗,并编成了国内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拜伦的四首诗,可惜这本书没能出版。不过,两年后,即1911年,他把这些译诗编入了《潮音》出版;1914年,《拜伦诗选》终于以单行本问世,这是拜伦第一次被全面地介绍给国人,苏曼殊也因此被称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

其实,准确点说的话,第一个让拜伦在中国“亮相”的人,并不是苏曼殊,而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小说》第2号上,首次刊出了拜伦和雨果的照片,并称他们为“大文豪”,盛赞拜伦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这个时间要比苏曼殊遭遇拜伦早了整整六年。只不过,梁启超跟苏曼殊有所不同的是,其更关注的并不是拜伦的诗作本身,而是拜伦身上那种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个人主义精神,特别是他为助希腊独立而命丧沙场的壮举,更令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的梁启超倾心不已,所以他才如此写道,拜伦“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

在发表于《新小说》上的《新中国未来记》里,梁启超还以曲牌形式译出了拜伦长诗《该隐》(梁译为《渣阿亚》)和《唐·璜》(梁译为《端志安》)中关于希腊的两节诗,其中《唐·璜》中的一节是:“(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在注解中,梁启超说,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是为中国人说法哩。”

就这样,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亮相,被梁启超渲染成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无私英雄形象,后来苏曼殊大规模译介拜伦诗作时,正不满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因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一代中国青年,也更多的是先入为主地喜欢拜伦的“英雄形象”,进而才喜欢他的诗的。鲁迅在回忆自己年轻那会儿为什么痴迷拜伦时,就是这么说的,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罗素在描述拜伦时曾写道,“贵族叛逆者既然有足够吃的,必定有其它的不满原因……他们的有意识的思想中却存在着对现世政治的非难,这种非难如果充分深入,便采取提坦或无边无际的自我主张的形式,或者……采取撒旦主义的形式……这种叛逆哲学都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间灌注了一种相应的思想情感方式”。诚如他所描述的,以拜伦为象征的西方近代的浪漫主义,呼号个体独立的“思想情感方式”,正是这样,悄悄地甚至无意识地在中国青年中浸润、出现、传播开的。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就是,拜伦那傲岸不驯、愤世嫉俗的“贵族叛逆者”气质,一方面可与中国传统的英雄主义相沟通,另一方面又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刚起步的个体独立的意识觉醒,“才使他在中国知识者心中打响了头炮”。

但是,这样的拜伦却并非是真实的拜伦。在拜伦的精神气质中,固然有热烈亢奋的一面,却也有忧郁感伤的一面。王国维后来就在《白衣龙小传》中指出说,拜伦是“纯粹之抒情诗人,即所谓主观的诗人是也。其胸襟甚狭,无忍耐力,自制力”,“彼与世界之冲突,非理想与实在之冲突,乃己意与世习之冲突”。但是,在那个亢奋的年代,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声音,真正堪称跟拜伦心心相契的,或许唯苏曼殊一人而已。

关于苏曼殊和拜伦的缘分和“契合度”,其同时代的人就有所论及,以至苏曼殊有“中国的拜伦”之称,而苏曼殊自己对此也相当自得。其时,评论家张定璜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拜伦与苏曼殊“前后所处的旧制度虽失去了精神但还存躯壳,新生活刚有了萌芽但没有作蕊的时代,他们多难的遭遇,他们为自由而战为改革而战的热情,他们那浪漫的飘荡的情思,最后他们那悲惨的结局,这些都令人想到,惟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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