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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的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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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末。 喜欢看书看电影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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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鲁迅式国民性批判需要被超越  

2010-03-31 21:08:12|  分类: 品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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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只是易中天的师弟,但成名后的易中天却在很多场合提到,自己受到了他极大的影响,甚至表示自己一度想到这位师弟的门下读博士生。

如今,他和周国平两人,被很多人认为分别代表着国内黑格尔研究和尼采研究的最高水平,只是较之因“不务正业”而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周国平,他很少“抛头露面”而已。

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版了他十几年前写的三本书——《灵之舞》、《人之镜》和《灵魂之旅》,使得这位“学院派”教授引起了更多普通读者的关注。他说,这使他“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因为“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他说的那些事了”。

 

邓晓芒,生于东北,在长沙长大。初中毕业即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到了湖南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住在生产队的公房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晚上挑灯读书。

几年之后,中国大地上涌动“美学热”,李泽厚作为美学家深刻地影响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但邓晓芒却觉得,所有他当时读到的美学书,好像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于是就自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阐述了一种朴素的观点:“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鸣。”还写了一篇长文寄给李泽厚,对他的美学观点提出了率直的批评。李泽厚非但不以为忤,还复信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表示赞赏,并鼓励他多看一些书。

1979年初秋,邓晓芒才以31岁“高龄”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但和今天按部就班考入大学的学子不同,邓晓芒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在社会生活中摔打出来的,不管学习方法,还是人生观、世界观,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在大学里固然学到了更多知识,但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变,只是表述方式改变了。”事实上,易中天硕士毕业时的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就是受到了邓晓芒上大学前写的那篇《美学简论》的极大启发。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10多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国民性批判不能只是为了临时性的“救亡”,而应当是为了在国民灵魂中植入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形成永久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邓晓芒说,当前的知识界基本上就没什么思想可言,“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有些人没有下过乡,也没有接触过底层,压根就没有现实感,以为做学问就是在书斋里面翻书、懂一两门外语,老在这个层面上讲来讲去”,“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这位讲授西方哲学的“学院派”教授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说不是因为他讲得好,“只是因为我跟学生们心里那些问题心有灵犀,能够沟通。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

 

 

对话邓晓芒:“易中天其实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刘放: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再版了您十几年前写的三本书《灵之舞》、《人之镜》和《灵魂之旅》,您在附言里写到这使您“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话怎么理解?

邓晓芒:这些文字十几年前出版时影响并不大,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书里的很多思想太前卫了,当时几乎没人看得懂,事实上至今也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十几年后的今天可以再版这些文字,让我有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我也相信,今天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看懂我在书里说的那些事情了。

 

刘放: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很低?王蒙前一阵曾说过,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颇受争议,您怎么看?在国内当代作家中,您的妹妹残雪向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其您怎么看待她的创作和她所引发的争议?

邓晓芒:其实我的感觉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上世纪90年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那时候出了很多有突破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挣脱了中国古典文学划下的一些框框,可惜现在又蒙上了灰尘、又回去了,没能真的有什么起色,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包袱实在太重、根子实在太深了吧。

说到残雪,前不久我在北京跟她聊了三天三夜关于中国文学的话题,可能最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书。我觉得她的文学理念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有意义。

 

刘放:您提及鲁迅的写作是批判“国民性”,而您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能否说说您所谓“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是什么?您曾说过,您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人生观的根据,他们能理解您的思想么?

邓晓芒: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其实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世俗”色彩,他希望通过这种批判来振兴国家。我想说的是,这种批判当然需要,但还应该进一步升华,还需要思考更根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知识界找不到几个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时代需要我的思想。

我不需要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的理解。社会是分层的,我不能直接面对底层说话。我的思想可以影响一些人,比如说学术界,然后是作家乃至普通的读书人,通过他们就可以影响到下层社会的人了。康德的书到现在也没多少普通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却为后来的整个西方社会奠定了基础。

 

刘放:您前一阵子的“出走”武大传闻是怎么回事?有人把您的“出走”和近两年来武汉大学的一系列负面事件联系在一起,发出了“武大没落”论,您是怎么看待的?甚至有说法称,几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完败”?

邓晓芒:我只是调任而已,跟武大是否没落无关。我也不觉得武大谈得上“没落”,武大的那些事情,中国的所有大学可能都存在。我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事实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

 

刘放:您跟易中天挺有渊源,您怎么看待他如今的话题性和争议性?您相对“学院派”得多,甚至还不及周国平“大众”,有没有在更多公共领域发出更大声音的想法?

邓晓芒:我也很欣赏易中天,不过每个人的性格、能力都有差异,我没有他那样的口才,所以不可能像他那样做,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影响、吸引别人。有一种说法称,易中天近年来正在从一个大学教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型,其实,我不觉得他可以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并没有去做什么“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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