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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的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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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末。 喜欢看书看电影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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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读书拯救生活,就像化妆品拯救女人  

2010-08-17 14:24:18|  分类: 品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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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上海书展。

朱天文亮相,谈读书与生活。一件深蓝色连衣裙,胸前一朵硕大的白色圆点蝴蝶结;自然中分的齐眉刘海,头发扎成一绺温柔搭于肩膀;迎面看见对谈嘉宾梁文道、毛尖时,竟然跃起拍手欢呼;思索问题时,不时用手扣扣太阳穴:全然一副小女儿情态,时间,在这个写作的女巫面前似乎从来就没有力量。

不过,朱天文自己不这么认为。面对水泄不通地围着她的读者,回答“你是否有对时间的焦虑”提问时,她大呼“当然”,“因为时间就是死亡”。她说,但读书可以弥补,“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会让人像看到蛇发女妖美杜莎一样迅速石化,而阅读正是斩杀了女妖的珀尔修斯的翅膀,让人的灵魂超越肉身,就像女人用化妆品解决了地心引力一样”。

 

“她的少时文字,打死郭敬明也写不出”

朱天文之所以受追捧,据说原因之一是,在很多人心目中,朱天文乃至她们一家,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新竹女中的高中生因一封偶然的来信结识了一位初到台湾的阿兵哥。20岁那年,女学生为了穷阿兵哥离家出走,留书父母说要与他“携手同奔文学前途”。这个阿兵哥就是后来被称为“军中三剑客”之一的著名作家朱西宁,女学生则是后来以翻译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作品而闻名的翻译家刘慕沙。两人养育了三个女儿朱天衣、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竟然个个都是美丽而有才情的女子,而朱天文和朱天心更是台湾当代重要作家,“十多年来,两个人简直是比赛着夺取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和时报文学奖”。

朱西宁是张爱玲的铁杆粉丝,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军旅途中,行囊里也不离不弃地带着张爱玲的小说,因此曾被张爱玲称为她“心目中最好的小兵”。1974年,朱西宁结识了一生跟张爱玲“剪不断、理还乱”的胡兰成,更将家边的房子租下请他来住,朱天文姐妹也因此得以从小跟随胡兰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直至他远赴东瀛。或许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朱天文似乎自来就有一股灵气,高一开始写作,1976年在淡江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发表小说《乔太守新记》,即获《联合报》第一届小说奖第三名,少时代表作之一《淡江记》,所写无非谢师宴、同学会之类日常生活场景,但却“激荡出笔底波澜,有沧海之阔,有意象之奇”。有人说,大陆近年来青春文学异军突起,郭敬明、张悦然风靡三五年,可如果与朱天文年少时的文字一比,高下立判,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打死郭敬明也写不出来”。

 

“某些方面,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

近两年来,内地出版社忽然开始争相出版朱天文的作品,诸如《红气球的旅行》、《荒人手记》、《巫言》等创作时间相隔几十年且风格迥异的简体版作品几乎同时在内地面市,加上上海译文日前引进的系列作品,一时间朱天文俨然成了内地出版界最受欢迎的“宠儿”。

但有趣的是,朱天文在内地读者中的知名度,其实大部分并非来自她的小说创作,而是诸如“胡兰成私淑弟子”、“张派传人”又或是“侯孝贤御用编剧”等小资标签,真正读过朱天文的文字就会发现,其实她并不是那么易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天文研究者郑国庆认为,内地读者对朱天文的种种误读,反映的是当代华语文学体系的缝隙与隔膜。郑国庆并不认同朱天文的“张派传人”封号,“她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张爱玲”。他说,朱天文早期的作品确实深受张爱玲影响,着笔于琐碎的生活细节,写出人的真性情,但她后来很快宣布“叛逃张爱玲”,一度十年不读“张书”,事实上,她的“叛逃”也是成功的,她营造了一个比张爱玲更为丰富的天地,“朱天文对文字、意象的精雕细刻,碎碎念式的叙事腔调,以及充满现代派风格的结构方式,都奠定了她在台湾一流的文学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张爱玲’”。

朱天文的文字深具古典文学修养,可以被视为“好中文”的典范,在“国学”热的今天,这被认为是除传奇色彩外,朱天文受到内地读者追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郑国庆则强调说,“读者往往迷恋她书写都市的华美文字和极端靡丽的表象,却忽略了这恰恰是朱天文真正要质疑的——腐朽前绚烂的一瞬。朱天文所要质疑的东西,吊诡地成为读者所迷恋的东西,这是一个悖论。”

 

 

对话朱天文:“胡兰成求仁得仁,张爱玲求恶得恶”

 

问:近两年来您忽然成了内地出版界的“宠儿”,一系列的作品被“井喷”式引进,受到了很多内地读者的追捧,在您自己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老实说,这件事情我自己也不怎么明白。我跟梁文道聊起过这个事情,他告诉我说,如今的内地文学是从口语上发展起来的,而台湾文学则是延续着书面文字的传统发展的,几十年下来之后,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内地读者来说,我的文字就显得比较物以稀为贵了。当然这只是梁文道的说法,我自己对此还是很惊讶的,尤其惊讶于内地居然有很多非常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文字。

 

问:这两年您在内地出版的文字有很多是多年前的旧作了,您自己现在再看到这些文字感觉如何?

答:嗯,我因为要出简体版而重看有些旧作时,恨不得每个字都想改,后来是强忍住的。因为自己现在反正还在写,还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既然那时候的文字是那样写的,那就让它留着好了,固然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毕竟也有些东西是现在想写都写不出了的,此外也可以给初学写作的人看看,人家是怎么起步的,人家的起点也挺低的嘛。

 

问:能否说说您对内地文学的看法?

答:我看过很多内地作家的作品,像阿城、王安忆、莫言、张承志、韩少功等等。记得当年刚看到阿城的《棋王》时,简直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我觉得他跟沈从文就是同一级别的,可惜现在他不写了。其实我们台湾的作家一直都很羡慕内地作家,因为他们可以写的东西太多太强悍了,而台湾相比之下就只是一个城市而已,城市无故事,要挣扎、搏斗出一个空间很不容易。

我对内地更年轻的一些作家了解得比较少,偶然也会看到一些,比如卫慧、棉棉的也有看到,不过觉得那些根本就不是文学,是另一种东西,至于80后、90后的就完全不了解了。

 

问:您的早期作品有很深的张爱玲印记,因此您被很多人视为“张派传人”,不过您前不久谈及张爱玲时有提到说,其实张爱玲的作品也有纰漏?

答:是的。其实张爱玲的很多传世之作都是她在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写下的,那样的年纪,很多人生经验、阅历其实都是不够的,写下的作品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纰漏呢?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被她的才情、文字带过了,不怎么注意而已。

 

问:您怎么看张爱玲晚年的《小团圆》,她和胡兰成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相?

答:我是第一时间就读了《小团圆》的,读完之后觉得很惊讶,怎么会和《今生今世》那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版本,所有的人到了《小团圆》中,全都变得不好。不过后来很快就想明白了,因为任何事情其实都有太阳面和月亮面。《论语》里孔子曾经说过“大扣大鸣,小扣小鸣”,就是说你对自然界的理解也好、对社会人伦的理解也好,你对一切的理解都会像回声一样,扣得大声,回声也会大声,相反扣得小声,回声自然也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扣法,结果也有不同的回声。张爱玲看待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是荀子所说的“性本恶”,而胡兰成则认同于孟子的“性本善”,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总结来说,就是善扣善鸣、恶扣恶鸣,求仁得仁、求恶得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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